精神分析笔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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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超越现实原则》中现象学描述的第四段落。
拉康讲,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学家要求患者理解其所扮演的和所是角色。弗洛伊德、拉康是医生,习惯上,患者找他们就是来找医生。但是在精神分析中,弗洛伊德、拉康拒绝承担"我是医生"这一角色,而且要求患者发现新的意象--在拉康那里意象可能是一个人面孔的意象、身体的意象。拉康用一个拉丁词imago来表示。一般地,意象不为观念所支撑。在罗马帝国时代,人们祭祀先人是用一个雕塑来代表死者,正经雕塑即是意象。当患难与共者避开了分析学家和自己的意象的时候,就出现了一个空位,于是意象就来填补这一空位--它可能是许多东西,存在于患者的童年。这一填补或者说替代使分析得以完成。拉康想以此移置来建立一个实证的科学。意象一旦出现,分析学家和患者同时第一次发现它。
在分析学家工作时知道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:将有一个意象从主体那里浮现,但具体是什么意象并不为分析学家知道。这多少有些象"道"--存在一个一般的道,但是不同学派有不同的道,所以每一个个体自身有独特的道--事先所不知道的"道"。
弗洛伊德在癔症中发现了此意象,但是在重性精神中未发现此意象,这当然是以事的话题了。
拉康认为,患者来找分析学家,把医生的意象投射到分析学家上,分析学家拒绝医生的角色,于是患者就把另外的意象投射到分析学家身上--此为移情。
患者来到分析学家处,说:"我多么多么痛苦,我有什么什么症状。"这是屈从医生。而分析学家拒绝当医生,于是患者不得不改变行为,于是向一个新的意象讲述在医生那里不会讲的东西--许多感情的东西--因为医生不倾听感情的东西。
患者逐渐地用儿时的方式来讲述他的历史--这构成了分析的证词。
患者向意象说的时候,是将分析学家当作了它者,把一个它者投射到分析学家上。分析学家从言说的环境、病人的言说中找到了这一它者。
法文trait:特征,笔划。有些特征不清楚,一如模糊的笔划。有些特征只要一笔--如汉字的"一"--就清楚了。
我们可能从一个小的特征而知道,也可能要许多特征才知道那个意象--关键是投射了一个意象。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,而要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。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,而要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。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,而要在
比如:丿丨乛亅ヽ亇 →  你
时间
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。
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。
第一笔划出现时主体不高兴,因为不懂。分析学家则不需要懂得,只是倾听和提问:你为什么不高兴?--就象赤子一样,不断地问,从而患者就不断地说,特别是语误。
关于分析学家是镜像的问题,有时是;自我心理学过分地强调这一点,因为有时并不是,否则就过分的消极和死板。
孩子是开放的,例如孩子有讲任何一种语言的可能性。在此意义上分析学家也应该象孩子一样开放,可以接受任何东西。
拉康临终前说:"我希望成为大它", 同时又说:"那是因为我要死了。"
弗洛伊德在《图腾与禁忌》中说死了父亲成了禁忌,从而成了大它。
不过大它的问题很复杂,如果我来讲拉康所说的"大它是能指的宝库"这一句话,那是需要10天的时间的。
你们手头上的这本《拉康》写得不错,只是其中的一句话,说拉康之后只有Miller在工作,这说得不对,拉康之后有许多人在工作。
也许拉康是受了中文的影响而说各行其是的逐渐的显现。
拉康引用了大量的中文文献和故事,比如京剧《三贫口》和庄子梦蝶,但未注明出处。拉康还写过几次中文。
分析学家找到了意象,是患者投射到分析学家身上的。分析学家躲避的过程使患者产生新的意象--人类的意象,各种各样的情绪--爱、恨、沮丧等等。
此意象被主体所忽略,但被不断的重复。弗洛伊德和拉康都重视重复--例如不断的重复头痛,病人因为重复的症状才来找分析学家,找到分析学家之后继续重复意象。患者始终认为这是分析学家的意象--这过程中也重复了患者的性格(caractère也有汉字的意思)。
意象的投射的过程,例如患者把分析学爱当作母亲,分析学家必须能够容忍此投射。这不同于医生,医生会将此当作是精神病,而分析学家则无所不能谈--爱与恨--是此意象驱使患者不断地讲。分析学家通过解释和移情进行工作-向解释移情。
拉康从德国引入弗洛伊德理论,着重于"解释"和"移情"。
(听众:请讲一讲解释。)弗洛伊德的早期概念如1900年的《释梦》是,是弗洛伊德在父亲死后对于自己的梦、对于父亲的爱等等的一个解释。你们开了《释梦》会议,肯定对此有看法,有什么看法?
Die Traumdeutung,法语译为"梦的科学",它在德文中的意思较复杂。在此书中,弗洛伊德并未象以前那样做一种固定的解释。例如梦见烟灰缸,要问为什么梦见它,它与父亲残废有关。弗洛伊德为此而无法工作,并做了一些梦,又不理解这些梦的意思,于是自由联想。现在许多人把象征固定化,弗洛伊德生前也试图这样做,IPA也这样,拉康批评这样的做法。
解释也是翻译,翻译又可以是背叛。分析学家的工作是让患者说下去,在此期间,分析学家听患者说。
正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可能的联想,患者才能够充分地自由联想。
梦见烟灰缸,为失去父亲而痛苦,所以接受分析;分析学家接受此一角色。当分析学家去度假这际,患者可能又经历了父亲死亡的情感。
我到了中国之后抽烟较多,也许就是由于我失去了父亲的原因。
我的父亲正好死在十二月,而我的母亲八十多岁了,还活着,也许我希望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死亡。上边的联想是我的联想,现在我是教师,而教师则是被你们分析的对象。
三星堆出土的高头饰和纵目,前者是父亲,后者是视的权威。
弗洛伊德、拉康和霍大同将成为父亲。
要把词的固定打破,去结构、去中心,使能指与所指分开。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许多约定,分析要打破这些约定。找到一个新的个人的问题的约定。
问题=固着
打破固着,类似于物理学家的基本粒子的工作:以加速器撞击粒子,使之成为碎片,然后,研究这些碎片。
拉康说: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而代表着无意识主体。

法文为:
Un signifiant représente le sujet inconscient pour l'autre signifiant.
其中的pour一词很复杂,我花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它,这需要回到十四世纪才讲得清楚。
分析学家不能想念患者说的是真实的,例如患者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,梦见了烟灰缸。至于是不是这样的,分析学家是不知道的,他只知道患者这样说了,只有声音作为能指在这里才是工作的对象。
(听众:刚才的cendrier 的例子中可以有收敛性的假设吗?)有收敛,但是发生在患者身上,不发生分析学家身上。
举一个例子,我启身来中国之前,有一个以前的女病人,她已经停止分析好几年了,现在又要求重新开始分析,而这时我们两个人都要离开巴黎(她也要去度假),所以只有一次分析的机会。在分析中她说了家中几个人都有死了,接下来说了一句话,我没有听清楚。她本来说的是小猫死了(la mort du petit chat)使她很痛苦,我却听成了精神病学家死了(la mort du psychiatre)。我于是反问自己为什么出现此一听误?我原来是精神病医生,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学家,而我自己一直认为自己身上的精神病学家已经死了,此一听误才使我明白它刚刚死去,当然我下一步的工作是埋葬它。
这就是拉康所说的分析学家的抵抗。
弗洛伊德因认识荣格而很高兴,荣格也为认识弗洛伊德而很高兴。一次荣格去阿姆斯特丹开会,准备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,但不准备讲性的问题,因为这将引起公众的抵抗。弗洛伊德说:"不行,必须讲性!"
我们可以将分析学家与被分析者的关系表示为:拉康说分析学家必然有一种抵抗,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彻底地完成分析。所以分析学家的工作就是分析自己何以有此抵抗的工作。

 

关于拉康、精神分析与中国文化


吉布尔 Michel Guibal


2000.08.08 - 2000.09.02

霍大同翻译、秦伟等人记录整理


Guibal_Chengdu00_04.html
Guibal_Chengdu00_06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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